1905電影網(wǎng)專稿 當“在本世紀完成零的突破”的橫幅被摘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跟著沉了下去。
在鹽湖城冬奧會的餐廳上，秦杉問楊帆，“為什么外國的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咋一個個都那么開心呢，就中國運動員壓力重重，一臉嚴肅。”
這是《我心飛揚》里的兩段情節(jié)，時間背景為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后。
我們再看銀幕外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蘇翊鳴和谷愛凌互相鼓氣的時候，說得是，“玩得開心”。這是兩代運動員對于金牌的不同理解和態(tài)度，是拿起，也是放下。
導演王放放同樣用電影《我心飛揚》，打破過往體育電影的表達，以兩代奧運人的態(tài)度，對中國“奧林匹克精神”進行了全新的闡述。
那么，這部靈感來自中國冬奧金牌零的突破的電影，背后到底有什么不為人知的亮點和細節(jié)？三度和“中國奧林匹克”電影結(jié)緣的導演王放放，又有什么創(chuàng)作秘訣呢？從他和1905電影網(wǎng)的采訪中，慢慢找出背后的故事。
《我心飛揚》導演王放放接受1905電影網(wǎng)采訪
“理解和信任”
《我心飛揚》一開場，就是秦杉用最全新的方式選拔運動員的內(nèi)容。雖然不少臺詞關(guān)注著楊帆的成績，但秦杉的決策力，成為了故事開篇的關(guān)鍵。
這就是導演王放放異于《許海峰的槍》的創(chuàng)作，這一次的鏡頭不再只是聚焦在運動員本身，而是運動員和教練，“整個故事就是圍繞著他們的理解和信任。”
從參與《一個人的奧林匹克》的創(chuàng)作，到執(zhí)導了《許海峰的槍》，這是導演王放放第三次和體育電影結(jié)緣。
在創(chuàng)作上，他始終用最笨的“用腳創(chuàng)作”，用自己的采訪，去真實了解運動員們的故事和想法。在這個過程中，他意識到因為體制的不同，教練對于中國運動員有著難以言喻的意義，“很多教練和運動員之間的關(guān)系，就像一家人一樣。”
雖然《我心飛揚》是在真實事件的基礎(chǔ)上，進行了藝術(shù)加工的改編，但現(xiàn)實中，楊帆原型大楊揚，和秦杉原型辛慶山教練的關(guān)系情感也是如同父女一般，“跟電影里一樣，楊揚的父親也是在她十八、九歲的時候去世了，那會兒剛進國家隊，辛教練對她而言，是一種父親身份的精神寄托。”
為了《我心飛揚》的創(chuàng)作，王放放還采訪了很多體育人，“這個故事雖然是源自他們二人，但濃縮了其他人的故事，我們希望能把中國體育的這種師徒故事，濃縮在兩個人身上。”
這種師徒關(guān)系放在劇作創(chuàng)作中，本身就具有足夠的矛盾沖突，不同身份帶來不同的看法，不同年代的人所有的不同理解，當這些“不同”碰撞在一起，為了最后“相同”的目的，直接讓劇作本身充滿了看點。而這正是兩個人彼此理解，相互信任的過程。
和國外強調(diào)個人立志的體育電影不同，中國體育電影強調(diào)的是“運動員在集體和個人之間進行的選擇”。
運動員和教練的關(guān)系，不僅提煉出了中國體育電影中的集體感，更是強化了中國體育精神中的傳承感，他們一代人一代人的傳遞，才有了中國體育今天的光輝。
在王放放看來，這就是他創(chuàng)作《我心飛揚》時，最想表達的內(nèi)容。
“體育魂”
剛決定開始創(chuàng)作《我心飛揚》時，冬奧組委會的工作人員建議他先和大楊揚接觸。彼時的大楊揚已經(jīng)退役10余年，是活躍在國際體育界的名人。
《我心飛揚》楊帆原型大楊揚
剛和她接觸的時候，王放放甚至感覺不出她是運動員，“她更像一個去演講交流的名人。”但有一次，大楊揚領(lǐng)他在上海看滑冰比賽，“一開始我們就坐在觀眾席上，周邊也沒人注意到她，當中國隊落后的時候，她突然站了起來，高喊‘沖啊，沖啊’。”
那一刻，一旁的王放放也被感染，甚至能感受到她，作為運動員的那種熱情，“這種情緒其實一直流淌在了她的血液中，對他們而言，那是一種信仰。”
這種情緒在電影拍攝過程中亦是如此。
因為速滑技巧專業(yè)性的問題，劇組滑冰組的很多小演員或者教練，都是非常專業(yè)的人，“他們都曾是運動員，可能沒有機會登上世界舞臺比賽，但知道了要參與到拍攝楊揚老師的故事中時，每個人都非常激動和敬業(yè)。”
我們在看冬奧會比賽時，速度滑冰總有摔跤的情況，現(xiàn)場拍攝更是如此，“他們每次摔完之后，就又立馬起來繼續(xù)表演。”聽起來似乎沒有什么難度，但是拍戲不像比賽只看一次機會，電影為了更好的影像呈現(xiàn)，而且避免速滑在冰面上留下的痕跡，在后期剪輯中造成穿幫問題。
電影拍攝過程中，工作人員只能對冰面進行一次次地澆水，演員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滑行，直到鏡頭抓取到最合適的畫面。
但那些演員從沒有怨言，“他們一看到比賽之后，就異常興奮，我覺得體育是那種讓人熱血澎湃，而且是自己被完全燃燒的感覺。”導演王放放告訴我們，甚至有三位省隊的運動員，最后被訓練成了“滑冰攝影師”。
“滑冰攝影師”
體育電影好不好看，很大程度上是這個運動滿不滿足用電影的視聽語言去表現(xiàn)。拍攝《一個人的奧林匹克》的時候，作為導演助理的王放放一直跟著演員跑步，但跑步始終不會呈現(xiàn)太復雜的動作變化。
而他執(zhí)導《許海峰的槍》時，明白射擊運動的重點其實是人物內(nèi)在的心理變化。
但短道速滑不一樣，“它是運動與力量的一種結(jié)合。”
放眼全世界，幾乎沒有真正用現(xiàn)代的電影語言去表達短道速滑的魅力，有的更多是用紀實手法，進行簡單地抓拍。這種情況也成為了一大難點擺在王放放的面前。
但是從無到有，這不正是電影《我心飛揚》所展示的內(nèi)容嗎？
王放放和攝制組一起討論許久，意識到不應該是解決演員怎么滑的問題，而是解決攝影機和運動員的聯(lián)動問題，“我們最后讓三位省隊運動員背著機器，讓他們在滑的過程中拍攝，而我們外場的攝影師則通過遙控的方式去控制。”
談到這種攝影的新創(chuàng)舉，王放放非常自豪，“我們用了好幾種方法，比如攝影機放在后背的，還有攝影機是放在前面的，有各式倒滑、正滑有好多種方式。所以在電影當中看到的這些鏡頭，絕對在奧運轉(zhuǎn)播當中看不到，因為它真正的屬于電影。”
“遺憾”
一部電影的完成，總是伴隨些許遺憾。
楊帆去加拿大怎么學習速度滑冰的戲份，在原本劇本中都有具體展現(xiàn)。因為疫情防控，劇組雖然在東北搭建了海外景色，但始終找不到會滑冰的外國演員，“我們找了一個演員，訓練了四五天，但真的在滑的時候，差點出了事故。”
除了這條故事線，秦杉和老教練的故事線同樣因為拍攝周期等原因，沒能在正片中得到充分展示。
這些外界因素，直接導致電影在拍攝初期就遇到了不少的難點。而此時，身為監(jiān)制的徐崢親自拍板，既然有些線索沒辦法更好展示，那就壓縮，把更多拍攝時間放在有用的地方。
這也證明了王放放當初邀請徐崢為電影監(jiān)制的正確性。
“我們在合作中，徐崢老師特別嚴格，尤其是劇本。”徐崢在劇本完成之際，組織了很多人進行圍讀，“但他不允許別人念，他自己上場念每個角色的臺詞，因為他自己也是演員，所以念的過程中，能直觀感受這個臺詞的魅力、節(jié)奏。”
監(jiān)制徐崢
已經(jīng)拍攝了三部電影的王放放，始終稱自己是新人導演。
在開始創(chuàng)作《我心飛揚》的時候，就希望徐崢能為此擔任監(jiān)制，“因為他過去的創(chuàng)作中，都是關(guān)注時代背景下的人物命運。當他當下就決定來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們都非常激動。”
如今，電影正式上映，徐崢作為監(jiān)制，從前期創(chuàng)作，到拍攝細節(jié)，再到后期剪輯，始終同《我心飛揚》的舵手一般，引領(lǐng)著每一個劇組成員。
而對于導演王放放而言，《我心飛揚》雖然有遺憾，但是他很高興，真正地用中國的方式，講述了這個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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