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像娛樂原創(chuàng)

文丨知宴

編輯丨張風屹

《中國醫(yī)生》上映之際，《中國機長》和《烈火英雄》為其助陣，并同時發(fā)布聯動海報，配文“感謝你們，為我們拼過命！向抗疫英雄致敬！向所有逆行者致敬！”

貓眼專業(yè)版數據顯示，《中國醫(yī)生》預測票房為16.61億。

誠然，三部影片都改編自真實事件，故事本身便具有極強的代入感，一定程度上，票房收入能夠得到保證。不過，《紅海行動》之后，博納香港導演執(zhí)導的主旋律大片的豆瓣評分均在7分以下，對此，不少觀眾提出了“香港導演拍不好國產主旋律大片”的質疑。

事實上，博納最早是依靠發(fā)行香港電影起家的，博納主旋律大片中的港片基因曾經助力博納創(chuàng)作了《智取威虎山3D》《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高口碑佳作，但也受限于“香港導演+主旋律+實力演員”的模式，博納也曾交上了一張張乏善可陳的命題答卷。

“令人感動的只是歷史本身”，當觀眾日益理性之時，博納是時候正視自己，專注于影片內容了。

不是香港導演救了博納

而是博納找到了對的路

博納董事長于冬曾經說過，“徐克是我的張藝謀，爾冬升是我的馮小剛兼陳國富”。

對于博納的命運轉折點，外界部分觀點認為是北上的港片導演救了博納。實際上，香港導演起到的僅僅是錦上添花的作用，博納轉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其找到了類型片的創(chuàng)作土壤——主旋律商業(yè)電影。

在發(fā)行王志文和江珊主演的《說出你的秘密》，賺到第一桶金之后，博納便拿到了曾擔任金像獎主席的香港著名電影人文雋制片的《我的兄弟姐妹》的發(fā)行權，與香港電影人結下了不解之緣。

隨后，一方面，博納助力多部港片的發(fā)行，有數據顯示，2003年到2008年這五年間，80%的香港電影都通過博納發(fā)行，甚至于博納對一些香港公司的影片采取了全年整包的模式。

另一方面，博納也借此開始深度綁定諸如王晶、徐克、林超賢、劉偉強等香港導演，陳可辛導演北上的《十月圍城》在2009年更是獲得了2.13億元的票房佳績。

不過，這一階段的博納與香港導演的合作仍處于多面出擊的困頓期，因而，成功案例頗多，但投資失敗的案例也不少。比如，2007年，香港導演彭發(fā)執(zhí)導的《森冤》票房僅為550萬；葉偉信執(zhí)導的《導火線》投資6000萬，最終票房僅有3000萬。

直到徐克導演的《智取威虎山3D》2014年上映，讓更多的人看到，原來傳統(tǒng)說教意義的樣板戲還可以改編為如此好看的江湖俠義故事，取得了8.84億票房時，博納才找到了自己與香港導演合作的最佳路徑。

隨后，2016年，林超賢執(zhí)導的《湄公河行動》將現代國際關系融入主旋律題材，收獲了11.82億票房；2017年，劉偉強在《建軍大業(yè)》中加入了大量的小鮮肉，拉近了年輕一代與紅色題材的距離。

2018年，林超賢執(zhí)導的《紅海行動》以36.5億的票房成為當時的中國影史票房第二高的電影；2019年，博納推出的“中國驕傲三部曲”《中國機長》《烈火英雄》《決勝時刻》，均由香港導演執(zhí)導，將主旋律商業(yè)片與香港導演的聯姻進行到底。

空有大場面的特效

缺乏深入的內容呈現 

誠然，香港導演一方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過去主旋律作品生硬講道理的套路，用商業(yè)化運作包裝內地的主旋律電影，使之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吸引人的面貌，給予觀眾新鮮的視聽體驗。

另一方面，香港導演對于好萊塢工業(yè)流程比較熟悉，能夠將香港電影制作技術帶入了更加廣泛的華語片基因中，給予了主旋律電影與香港警匪片、災難片一樣的高度可看性，保證了視聽上足夠的沖擊力。

用類型片包裝主旋律影片，博納看似在主旋律影片身上找到了一條“可持續(xù)性發(fā)展之路”。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博納“香港導演+主旋律+實力演員”的模式雖然仍能取得一定的票房成就，但并非無往不利。

招股書顯示，博納出品的《緊急救援》號稱7億投資成本，但最終票房僅為 4.85 億。此外，據鏡像娛樂統(tǒng)計，《紅海行動》之后，博納影業(yè)香港導演執(zhí)導的主旋律影片豆瓣評分均在7分以下。

《緊急救援》的主線是救援隊員面對危險的故事，然而，影片卻突然切換到了高謙和兒子、隊員們的歡樂日常，由于未能調整好兩個元素之間的關系，使得劇情非常分裂；《中國機長》中穿插了機長妻子、副機長妻子、航空愛好者等情節(jié)，不僅劇情凌亂，還把時間浪費在了尬聊和那些反復、乏味并且毫無信息量的危機展現之上，未能深入挖掘人物背后的精神內核。

《中國醫(yī)生》同樣是這樣的情況，明明講述“中國醫(yī)生”的故事，然而電影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諸如“醫(yī)生與醫(yī)生之間”、“醫(yī)生與患者之間”、“醫(yī)生與官員之間”的內容均沒有得到深入的刻畫。

節(jié)奏混亂零散，沒頭沒尾，強行拔高，以至于《中國醫(yī)生》中的大多數角色拎出來都是極度臉譜化和紙片化的，很難看到能與觀眾引起觀眾共鳴的人，而當一部電影喪失了真實的奠基，那么它所希望去表達的一切便成為了空中樓閣，缺乏生命力。

不是香港導演拍不好

而是偷懶式創(chuàng)作作祟

能不能拍好主旋律大片取決的從來只是導演的功力，而非地域。《緊急救援》《中國機長》《中國醫(yī)生》等博納的主旋律大片口碑不振的主要原因可能正是偷懶式的創(chuàng)作模式。

劉偉強曾認為《中國機長》需要兩年時間進行籌備，然而，于冬告訴劉偉強：這部電影要在一年后上映。對對于宏大敘事缺乏深入了解的導演而言，用很短的時間上手，最成功的創(chuàng)作手法當然是按著以往的路子走。

因而，《中國機長》和《中國醫(yī)生》均選擇了全景式的流水賬拍法，不僅演員陣容和主題基調如出一轍，就連剪輯手法都是“發(fā)生危機、不斷渲染事件嚴重性，袁泉在極度混亂中站出來發(fā)表演講，震住了所有人，隨后展現各種專業(yè)細節(jié)精誠合作，最終大家劫后余生”的套路。

而在內容過于空洞的基礎上，《緊急救援》《中國機長》和《中國醫(yī)生》同時選擇了一些比較討巧的設定，試圖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比如，《緊急救援》添加了彭于晏裸睡和洗澡兩段與主線毫無關系的情節(jié)；《中國機長》出現了杜江和女乘客聊天的情節(jié)；《中國醫(yī)生》運用各種特寫、渲染歐豪和周也，甚至拍出歐豪幻想中的場景等十分無聊的劇情。

當《中國機長》和《中國醫(yī)生》都在用一種不真誠的模式化方式試圖刻畫最真誠的感情時，觀眾自然很難從其中看到有血有肉的個體，“令人感動的只是歷史本身?！?/p>

當下，博納香港導演執(zhí)導的主旋律大片之路仍算順暢，不過，拍電影，終歸還是個慢工出細活的藝術，如果不重視隱藏在創(chuàng)作模式中的結構性危機，博納主旋律大片未來遭遇滑鐵盧很可能是個大概率事件。畢竟感人的主旋律作品，往往是接地氣的，感動人的作品，而非冰冷的特效和宏大的場景。對于博納而言，讓觀眾哭完了之后，是時候專注劇本，專注作品本身了。